魏晋:
王羲之的行书风格平和简静,自然天成,又不失遒劲之美,深受唐太宗李世民及后世诸帝的喜爱。
《金刚经》自东晋传入华夏,历经数代,至唐朝时期,其译本已达六部之多。唐文宗在位期间,为弘扬佛法,特敕命以王羲之的书法为蓝本,将《金刚经》镌刻于石碑之上。此碑于大和六年(832年)在陕西西安兴唐寺落成,然而岁月流转,原碑已佚,仅余少量珍贵拓本传世。
今所见《集王羲之行书金刚经》,乃依据宋拓本之王字,并参酌《集王羲之书圣教序》、《兰亭序》等名帖,精心整编而成。全称为《新集金刚般若波罗密经》,前有杨承和序言,后附柳公权等名家赞语,其文献价值与艺术价值并重。赵明诚《金石录》、叶昌炽《语石》等权威著作均对此碑有所著录,足见其在历史长河中的重要地位。
贞观初年,李世民更是下诏出内府金帛,广为搜罗王羲之真迹,由此掀起了集字刻石的风潮。《怀仁集王右军书三藏圣教序》、《唐兴福寺碑》等均是这一时期的杰出代表,而《金刚经》石刻则是继这些名碑之后的又一重要作品,不仅体现了唐代对王羲之书法的推崇,也彰显了佛教文化在中国古代社会的深远影响。
唐代:
自东晋至唐朝,期间《金刚经》共有六种译本。唐文宗时期,李昂皇帝对王羲之的书法情有独钟,为了传承这份艺术瑰宝,他下旨将王羲之的行书作品镌刻于石碑,并立于唐寺之中,让更多人能够欣赏到这部经典之作。然而,随着时间的推移,这些珍贵的碑石早已散佚,只留下了少量的拓本供后人瞻仰。
我们今天所见的《集王羲之行书金刚经》是以宋拓本中的王字为基础,同时参考了《集王羲之书圣教序》、《兰亭序》等著名法帖,经过精心整编而成。这一版本不仅保留了王羲之书法的原始风貌,还增添了一份历史的沉淀与厚重。通过这种方式,我们得以感受那份来自唐代的书法魅力。
唐代:
颜真卿楷书集字《桃花源记》,是今人根据颜真卿楷书集字而成。
《桃花源记》是东晋文学家陶渊明的代表作之一,是《桃花源诗》的序言,选自《陶渊明集》。此文借武陵渔人行踪这一线索,把现实和理想境界联系起来,通过对桃花源的安宁和乐、自由平等生活的描绘,表现了作者追求美好生活的理想和对当时的现实生活不满。
唐代:
颜体集字的楷书风格书写杜牧诗七首,仿佛再现了颜真卿的亲笔之作。字体古色古香,既展现了颜体的庄重与古朴,又呈现了杜牧诗歌的韵味和情感。
这种结合让人感受到古典文学与书法艺术的完美融合,为欣赏者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视觉和心灵享受。
清代:
《菅神庙碑铭》此碑铭刻立于德川幕府时代的天明2年(1782年),其拓本现藏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图书馆。是须藤温汇集了颜真卿的楷书,正式名称为《下毛野国天明乡菅神庙碑铭并序》。
《菅神庙碑铭》不仅展示了颜真卿精湛的书法技艺,也体现了日本对中国文化的重视和传承。
唐代:
柳公权的《集柳碑》,这座承载着深厚文化底蕴的金代石刻瑰宝,静谧地伫立于山东省临沂市王羲之故居内的普照禅寺之中。此碑高达8尺6寸,宽3尺9寸,厚2尺1寸,其上镌刻的1261字,字字径达1.5寸,尽显书法之精妙。
《集柳碑》之名,源自金皇统四年(1144年),妙济禅师不辞辛劳,广搜柳公权书法遗墨,终集成《沂州普照禅寺兴造记》一文,并镌刻于石,世称“集柳碑”,与西安的《玄秘塔碑》并称为书法界的“东柳”、“西柳”,交相辉映。
然而,历史的风雨亦在其上留下了痕迹。康熙七年(1668年)的郯城大地震,使《集柳碑》断裂数截,虽经修复,仍遗憾缺失128字。道光年间,不慎的刮洗更令其笔画变粗,神韵受损。抗战烽火中,日军曾企图掠夺此碑,幸而幸免。而文化大革命的浩劫,更是让《集柳碑》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。
唐代:
《金氏之墓》是一部展示朝鲜柳楷书法的集字作品,现由日本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收藏。
此书大字为集苏轼楷书,内容则以柳公权的楷书集字,每一笔画都充满了力量和活力,仿佛柳公权本人挥毫泼墨。苏轼的书法风格则在其中微妙地呈现,使得整部作品既有力度又不失柔情,展现了书法家们对传统书法的深厚理解和传承。
唐代:
欧体楷书集字《岳阳楼记》,不输欧阳询亲笔书写,太美了!
欧阳询的书法造诣极高,被尊称为“唐人楷书第一”。欧阳询在隋朝时期曾任太常博士,唐朝时期则被封为太子率更令,因此也被称为“欧阳率更”。
与同代的虞世南、褚遂良、薛稷并称初唐四大家,共同奠定了初唐书法艺术的高峰。由于其子欧阳通亦精通书法,因此欧阳询又被称为“大欧”。
欧阳询的楷书风格严谨而险峻,笔力遒劲,世无所匹。他与虞世南俱以书法驰名初唐,并称“欧虞”。后人评价其书于平正中见险绝,最适宜初学者学习,因此其书法风格被后人尊称为“欧体”。
欧阳询的书法作品不仅在当时受到推崇,后世影响深远。他的书法艺术不仅体现了其个人的风格特点,也展现了唐代书法艺术的辉煌成就。欧阳询的书法作品,至今仍被广大书法爱好者所喜爱和学习,成为中国书法艺术史上的经典之作。
唐代:
唐代孙过庭草书《书谱》集字《千字文》,真的很经典。
《书谱》这部墨迹本是由孙过庭撰写并亲笔书写的。它创作于唐朝垂拱三年(即687年),使用的是草书体,书写在纸质材料上。这份作品的整体尺寸为长度27.2厘米,宽度898.24厘米。文本被书写在每张纸的16至18行之间,每行包含8至12个字,总共有351行,超过3500个字。作品中还包含了70多个衍文,以及在“汉末伯英”后缺少了大约30个字,在“心不厌精”后也缺少了约30个字。
在宋朝时期,《书谱》还被分为上、下两卷保存于内府之中。然而,随着时间的推移,下卷不幸散失,目前世上仅存留有上卷。
两汉:
蔡邕所著的《笔论》是一篇关于隶书的重要文献,它因被收录进宋代陈思编纂的《书苑菁华》一书中而得以流传至今,在中国书法理论史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。该文主要讨论了书法创作时所应保持的心理状态和精神境界。
相传,钟繇曾极力想要一睹蔡邕的《笔论》,却未能从韦诞处借得。为此,他不惜派人挖开坟墓以获取这部作品,终其一生对其进行钻研,从而使自己的书法艺术取得了长足的进步。
蔡邕在中国书法技法的发展上继承了李斯、萧何、崔瑗等人的传统,并加以整合提升,成为继他们之后的笔法集大成者。他在笔法传承方面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,被誉为中国笔法传承的先驱。他最著名的笔法著作除了《笔论》,还包括《九势》、《篆势》和《笔赋》等经典文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