魏晋:
王羲之的行书风格平和简静,自然天成,又不失遒劲之美,深受唐太宗李世民及后世诸帝的喜爱。
《金刚经》自东晋传入华夏,历经数代,至唐朝时期,其译本已达六部之多。唐文宗在位期间,为弘扬佛法,特敕命以王羲之的书法为蓝本,将《金刚经》镌刻于石碑之上。此碑于大和六年(832年)在陕西西安兴唐寺落成,然而岁月流转,原碑已佚,仅余少量珍贵拓本传世。
今所见《集王羲之行书金刚经》,乃依据宋拓本之王字,并参酌《集王羲之书圣教序》、《兰亭序》等名帖,精心整编而成。全称为《新集金刚般若波罗密经》,前有杨承和序言,后附柳公权等名家赞语,其文献价值与艺术价值并重。赵明诚《金石录》、叶昌炽《语石》等权威著作均对此碑有所著录,足见其在历史长河中的重要地位。
贞观初年,李世民更是下诏出内府金帛,广为搜罗王羲之真迹,由此掀起了集字刻石的风潮。《怀仁集王右军书三藏圣教序》、《唐兴福寺碑》等均是这一时期的杰出代表,而《金刚经》石刻则是继这些名碑之后的又一重要作品,不仅体现了唐代对王羲之书法的推崇,也彰显了佛教文化在中国古代社会的深远影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