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代:
明代《二十体千字文》是一部罕见的书法作品,由孙丕显编辑。这部作品在传统《千字文》的基础上,整理了各类字体的写法,展现了丰富的书法艺术形式。
《二十体千字文》收录了包括楷书、行书、草书等多种字体风格,每种字体都独具特色,体现了不同的书法韵味和审美特点。通过这部作品,读者可以了解到明代书法艺术的多样性和丰富性,以及不同书法家在字体创作上的独特见解和技巧。
此外,《二十体千字文》还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。它是研究明代书法艺术的重要资料。
可以说,蒋善进也是唐代的一位书法高手。从书法风格和运笔习惯方面来看,他明显地继承了二王(王羲之、王献之)的书路,而且功力扎实,不逊于前人。
蒋善进临摹的真草千字文是唐代的残卷,卷后有题记“贞观十五年(公元六四一年)七月临出此本,蒋善进记”,但关于蒋善进的情况不详,未见史籍载述。然而,从其临摹作品来看,显然他是在临摹智永的作品。
这个写卷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前所未见的版本。智永所书的“真草千字文”有三种版本:一是唐代传至日本的墨迹本;二是北宋大观三年(公元1109年)薛祠昌刻本;三是宋刻《群玉堂》四十行残本。而敦煌出现的蒋善进临本当是第四种。与前三种对照,它比较接近薛祠昌版本,用笔、结字和气势描摹得惟妙惟肖。
明代:
文徵明楷草隶篆《四体千字文》,此卷的创作始于嘉靖乙未年(1535年),历时七年方告完成。
全卷采用楷、草、隶、篆四种书体书写千字文,展现了作者深厚的书法功底和高超的艺术造诣。笔锋挺秀,法度严谨纯熟,无论是楷书的规整端庄,草书的飘逸灵动,还是隶书的古朴典雅,篆书的圆润婉转,都表现得淋漓尽致。
整卷作品既有传统书法的庄重大气,又不失创新与个性,是书法艺术中的珍品。
隋代:
智永《真草千字文》册宋拓本,这部作品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深远的文化内涵,历经千年而流传不衰,成为后人学习和研究书法的经典之作。
智永,俗姓王,乃山阴永欣寺之高僧,法号法极,世人尊称“永禅师”。他生活在陈朝与隋朝交替之际,以其卓越的书法技艺闻名于世,是晋代书法巨匠王羲之的第七世孙。《真草千字文》作为智永的传世之作,集真书与草书于一体,不仅展现了其深厚的书法功底,更在我国书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
智永的书法成就,不仅传承了王羲之的书法精髓,更为后世书法艺术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。
明代:
董其昌57岁楷书《千字文》,参合智永虞颜之笔法字势,值得一赏。
董其昌的楷书作品《千字文》册,现珍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。此册创作于万历三十九年(1611年),当时董其昌已五十七岁,自福建副使辞官已有一年多,他全心投入艺术创作,书画技艺日臻成熟。他曾自评:“吾书因生而得秀色”,正是对这一时期书法风格的精准概括。
本册融合了智永、虞世南、颜真卿等大家的笔法与字势,展现出一种独特的清朗疏秀风神,是董其昌中期书法艺术的杰出代表。
隋代:
《真草千字文》以其独特的魅力,成为书法爱好者心目中的瑰宝。
首先,其书写性强、实用性高的特点,让人在日常书写中感受到不刻板的自在状态。与其他楷书相比,智永楷书在这方面展现出明显的优势。若用智永楷书与柳体楷书分别书写一幅对联进行对比,便会发现智永楷书更为精致且富有活力。许多唐楷容易导致笔画间孤立无联,而智永楷书则巧妙地避免了这一问题。
其次,文字全面、信手拈来的特点也是《真草千字文》的一大亮点。在《智永千字文》中,一千个字字字不同,常用字几乎都能在其中找到。这意味着,当你想书写某一作品时,很可能能轻松地找到所需的字。相比之下,若学习一个字数偏少的帖,就可能陷入困境,难以满足日常书写的需求。
明代:
董其昌晚年所书的行楷《千字文》,以其精力充沛、笔力遒劲而著称。此作展现了他深厚的书法功底和独特的艺术风格,每一笔都充满了力量与韵律,仿佛能感受到他书写时的热情与激情。
在这部作品中,董其昌巧妙地将行书与楷书相结合,既保留了楷书的规整与稳重,又融入了行书的流畅与自然。他的笔触时而刚劲有力,时而柔和细腻,使得整个作品既有力度又不失灵动。
此外,董其昌在晚年创作《千字文》时,不仅注重笔墨技巧的运用,更注重作品的内在意境和情感表达。他通过精湛的书法技艺,将《千字文》中的文字赋予了新的生命和内涵,使得这部经典之作在他的笔下焕发出新的光彩。
唐代:
《千字文》以其辞藻华丽、典故丰富著称,常作为启蒙教材使用。历代众多书法家如宋徽宗、张旭、赵孟頫、文征明等,均以不同字体书写过《千字文》,这些作品流传至今,成为珍贵的文化遗产。
本文将为大家展示是,民国时期由碧梧山庄印和求古斋发行的《宋拓李少监千文》。
元代:
元代俞和的《篆隶千字文册》是一部纸本书法,这部作品是俞和将篆书和隶书分体间书的尝试,展现了他独特的书法风格。从此作来看,俞和并非仅仅是赵孟頫的影子,他是一位有个性、有独特风格的书法家。
俞和的篆书结字简洁随意,用笔大胆参以方笔,因此具有刚健清新的气息。而他的隶书同样采用汉隶的方笔,线条秀劲中带有质朴,没有故作修饰的匠气。与他秀润有余的行书相比,这部作品更显古朴而有书卷气。
作品尺寸为21×24.7厘米,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