唐代:
褚遂良的传世之作数量不多,而且大多数作品都为人所熟知。
今天,我们将介绍一件较为罕见的小楷作品,该作品内容是对《诗经》的抄写,字体端庄稳重,笔画粗细变化不大,字序排列整齐,初看之下,似乎并未展现出典型的“褚体”风格。
然而,仔细观察会发现,这些字体并非表面看起来那般简单。
对于那些笔画较少的字,书写得相当大气;而笔画较多的字,则被梳理得十分得体。尽管整体上显得工整稳定,但偶尔会有一两笔稍显“放纵”,为整个作品增添了几分灵动的风姿。
作品的落款是“登善”二字,而“登善”正是褚遂良的字号,因此,这幅作品被认为是褚遂良的真迹。
清代:
这部清代小楷版《易经》无疑是书法艺术中的珍品,其内在价值远超一般的书写作品。虽然作者身份成谜,但其展现的超凡书法技巧令人赞叹,堪与历史上的书法名家媲美。字体精雕细琢,整齐而不失灵动,流露出独特的“馆阁体”风格,这在当时主要由翰林院学士使用,作为撰写官方文件的标准书体。
这部《易经》的小楷展现了强劲的笔力和严谨的结构,线条流畅且充满弹性,体现了作者卓越的书写才能和深厚的文化素养。它不单是文字的记录,更是艺术表达的载体,承载着书法家的情感和智慧。时至今日,这件作品仍能深深触动人心,它的艺术魅力和文化价值随着时间的沉淀愈发显得珍贵。
因此,这部清代小楷《易经》不仅值得被珍藏,更应被视为国宝级的文化瑰宝。它不仅代表了清代书法艺术的巅峰,也是研究古代书法和《易经》文化的重要资料。每一位欣赏者都能从中感受到穿越时空的艺术震撼力,以及对古人智慧的深深敬仰。
明代:
在众多书法家中,有人已经跳出了应试教育的束缚,自由地展翼飞翔;而有人则始终如一,将书法作为自己毕生的追求。今天,我们要讲述的是一位声名显著的书法家董其昌,尽管在他17岁的会考中因字迹不佳而屈居第二,但并未气馁,反而更加专心致志地研习书法。
三年的时间,对于一个正处在青春年华的少年而言,既是漫长的磨练,也是成长的宝贵机遇。董其昌,这位年轻的书法家,在经历了那次考试的挫败后,没有选择自暴自弃,而是坚持每日刻苦练习,以笔墨为伴,以纸张为战场,不断地挑战自我,超越自我。
三年后的今日,这位曾经的“毛头小伙”已经蜕变成为一位书法大家。他的《法卫夫人楷书册》便是那段岁月修炼的最好证明。每一笔一划都透露出他对书法艺术的热爱与敬畏,每一点一滴都凝聚了他的汗水与智慧。
现在,让我们一同沉浸在这位20岁青年的书法作品中,感受那份从心灵深处迸发出的艺术激情。这不仅仅是对一位年轻书法家的欣赏,更是对所有在逆境中不断追求卓越的人的致敬。
明代:
千字文是一种古代汉字书写形式,由一千个不重复的汉字组成。它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,具有丰富的历史和文化内涵。千字文起源于南北朝时期,最早的版本是由梁朝的周兴嗣所编写。千字文以其独特的编排方式和丰富的内容,成为了古代文人士大夫必修的一门学问。
董其昌(1555-1636),字玄宰,号思白,又号香光居士,是明末著名的文人、书法家、画家。他出生于浙江嘉兴,是明朝万历年间的进士,官至南京礼部尚书。董其昌在文学、书法、绘画等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,被誉为“文宗”、“书圣”。
董其昌的书法成就尤为突出,他的书法风格独特,融合了行书、草书、楷书等多种书体的特点,形成了自己的一派风格。他的书法作品线条流畅,结构严谨,既有刚健之气,又有柔美之韵。董其昌的书法作品在当时受到了极高的评价,对后世书法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
除了书法,董其昌还是一位杰出的画家。他的绘画作品以山水画为主,画风清新、意境高远,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。董其昌的绘画理论对后世画家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,他提倡“以文入画”,强调画家要有深厚的文化底蕴,才能创作出高水准的作品。
董其昌在文学方面也有很高的成就,他的诗文作品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,被誉为“文宗”。他的文学创作涉及诗、词、赋、散文等多种文体,作品风格独特,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。
明代:
《千字文》一书,成于明成化二十二年,乃祝枝山二十七岁时之作。此书虽属早期作品,其字体姿态与笔法意趣尚未至于奇宕潇洒之境,然沉着痛快则过之而无不至。书中取法自钟繇的《宣示表》,并融入二王(即王羲之、王献之父子)之笔意,不拘泥于点画形质,体势神韵,已初露自家风格。在祝氏传世作品中,此类小楷作品实属罕见。
祝允明(1461—1527),明代著名书法家,字希哲,因生而多指,号枝山,又称枝指生,长洲(今江苏苏州)人。他擅长诗文,尤其在书法上造诣深厚,名扬四海,与徐祯卿、唐寅、文徵明齐名,被誉为“吴中四才子”,是明代中期书画家的杰出代表。祝允明早年受到祖父祝颢(1405—1483)、外祖父徐有贞(1407—1472)及岳父李应祯(1431—1493)的影响,书法从晋唐经典入手,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他的草书与小楷尤为人所称道。祝允明的书法成就之所以能超越时代,至今仍具有深远的艺术影响力,不仅源于他的天赋与勤学苦练,更在于他的艺术成就深深植根于传统的沃土之中,游刃有余地游走于晋唐之间,守正出新。
唐代:
2018年,为庆祝书法大师吴玉如诞辰120周年,天津美术馆精心策划并举办了名为《好墨轻研——吴玉如先生书法展》的展览。这是迄今为止规模最为盛大的一次吴玉如书法作品回顾展,许多平时难得一见的珍贵作品也在此得以公开展出,包括一件吴玉如30多岁时所书写的小楷作品《黄庭经》。
展览中,观众有机会一睹从1916年开始,当时只有18岁的吴玉如在哈尔滨的生活轨迹。他深受马忠骏(字荩卿,来自辽宁海城,是上世纪初东北政治舞台的重要人物)的器重,先后担任过马忠骏的秘书、交涉总局总务科长、中东铁路局监事会秘书等职位。
到了1929年,吴玉如作为东三省铁路公司理事长兼督办莫德惠的代表团成员之一,前往莫斯科参与中苏谈判,这场谈判持续了超过一年的时间。在莫斯科期间,他创作了小楷作品《乐毅论》和《黄庭经》。
吴玉如一生推崇以楷书临摹《乐毅论》和《黄庭经》,在1930年左右,他完整地临摹了这两部作品。其中,他的《乐毅论》于1987年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,封面由梁漱溟先生题签。
而这部传说中的《黄庭经》,直至此次展览才得以首次向公众展示,成为书法爱好者和研究者的一大盛事。
唐代:
在唐朝,李氏的皇族自识为老子,即李耳的血脉继承者,因此对道教文化给予特别的重视。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,《道德经》被尊为所有经典之中的至尊,其地位无可匹敌。作为唐室女帝,武则天对这部重要的道家文献也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与敬意。她不仅亲自以小楷手书《道德经》,还指示官府组织抄写员按照她的字迹风格进行转录。
在这些负责抄写的人员中,才华横溢,技艺高超。其中,刘弘珪和余跃海是最为著名的两位(他们的名字可见于《道德经》作品的题跋)。他们接受了复制武则天版《道德经》的重任,并凭借他们的辛勤工作,使我们今日能够欣赏到武则天的小楷书法之美。他们的作品不仅忠实地继承了武则天的书写风格,而且在细节上更展现了各自独特的艺术魅力。
唐代:
《九疑山赋》的创作标志着柳公权艺术生涯的巅峰,这篇作品由唐代湖广地区首位状元李郃所撰,他来自道州延唐县的沐唐村,即今天的宁远下灌村。李郃撰写此文,旨在颂扬位于九疑山的舜帝陵,并由柳公权以卓越的书法技艺书写,成为“三绝”之作。
在公元837年,李郃从广西贺州被荣耀地调往大唐都城长安,担任吏部侍郎,与柳公权成为同僚并建立了友谊。李郃还拜柳公权为师,学习其独特的柳体书法。为了推广和丰富他的家乡九疑的虞舜文化,李郃特意撰写了《九疑山赋》,并请求他的老师柳公权为其题字。
到了844年,67岁的柳公权,他的书法技艺达到了顶峰,他挥毫泼墨,创作了卓越的书法作品《九疑山赋》。这一作品后来由唐代著名的碑刻大师邵建和刻在了珍贵的硬木上。李郃退休后,将这件珍品带回了他的家乡珍藏。
宋代:
米芾的《离骚经》作品,其字体为小行楷风格,尽管字迹较为细小,然而其中许多笔法与结构依旧归属于传统楷书的范畴。原始的墨迹作品被保存在纸质的册页之上,整个作品共分为二十六个部分,每个部分包含两幅,每幅有五行,而每一行的字数则各不相同。
作品的尺寸纵长为35.5公分,横宽为31.2公分,总计包含了2494个字。
这部作品是米芾在31岁时所书写的,它展现了一种端庄而又流畅的风格,每个字都经过精心制作,与米芾晚期作品中那种豪放不羁、超脱俗世、沉郁痛快的风格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
据史料记载,这幅《离骚经》自创作完成之后,便被历代收藏家秘密珍藏,千年来在民间流传,却鲜为公众所知。近年来,一家拍卖公司从一位原国民党要员的后代手中征集到了这幅作品,并估计其价值超过1亿元人民币。经过杨仁恺和杨新的鉴定,确认这件《离骚经》确系米芾本人的真迹。
明代:
文徵明在书法艺术上的成就,以其坚实而有力的笔触著称。无论是挥洒自如的行草,还是规整精致的小楷,都不显浮华轻佻。他的字迹,既无过分张扬之势,亦无过度刚硬之态,而是沉着有力,深入骨髓。即便到了晚年,文徵明的笔力依旧坚定,丝毫不显衰老。这样的成就,部分源自于他对书法的勤奋修炼,另一部分则得益于他恪守儒家的中庸之道,平和而不偏激,正直而不强横。他的笔力之所以坚如磐石,不仅展现了他深厚的书法功底,也反映了他严谨而坚定的思想品格。文徵明的书法作品中,无论是小楷还是行草,都同样出色。他的小楷作品,在端庄与秀逸之间,显露出坚韧而强健的气质,形成了独特的个人风格。
《九成宫醴泉铭》这幅精细的小楷作品,是文徵明85岁高龄时所作,展现了他与书法共同老去的风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