与“乙瑛碑”相关书法作品、字帖
两汉：
《乙瑛碑》的高度为198厘米。该碑全称为《汉鲁相乙瑛请置孔庙百石卒史碑》，又称《百石卒史碑》《孔龢碑》《孔和碑》等，是东汉永兴元年（153年）刊刻的一方碑刻。碑文为隶书，记录了鲁相乙瑛上书请求为孔庙设置百石卒史一事，属于纪事性祠庙碑12。
《乙瑛碑》不仅在书法艺术上有着极高的成就，其隶书风格方圆兼备，笔势刚健，结构严谨，被推为东汉绮丽书派的代表，是汉隶成熟的标志之一。该碑现存于山东曲阜汉魏碑刻陈列馆，并被列为第六批国家珍贵古籍。
两汉：
作为汉隶成熟时期的典型作品，《乙瑛碑》对后世书法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
《乙瑛碑》以其严谨的书风和素朴之趣，成为汉隶成熟时期的典型代表。此碑全称《汉鲁相乙瑛请置孔庙百石卒史碑》，又名《孔庙置守庙百石孔龢碑》。它不仅是研究汉代书法的重要资料，更是后人学习隶书的最佳范本之一。
《乙瑛碑》的书法风格独具特色，其笔画刚劲有力，结构严谨而不失灵动，展现了汉隶书法的精髓。碑文内容主要记述了鲁相乙瑛请求为孔庙设置守庙官的历史事件，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文化意义。同时，该碑也是研究汉代社会风貌、宗教信仰以及儒家思想的重要实物资料。
许多书法家都将其视为学习隶书的必修课，通过临摹和研究该碑，不断提高自己的书法技艺。因此，《乙瑛碑》在中国书法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，是研究汉代书法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。
两汉：
汉隶极品《乙瑛碑》，字字方正沉厚。
《乙瑛碑》，全称为《鲁相乙瑛请置孔庙百石卒史碑》，没有额外镌刻的碑额。碑文用隶书雕刻，共18行，每行40字。它立于东汉桓帝永兴元年（公元153年），原碑现存于山东曲阜的孔庙内。与《礼器碑》和《史晨碑》一同被称为“孔庙三碑”，历来受到书法家们的重视。
碑文记载了司徒吴雄、司空赵戒根据前鲁相乙瑛的建议，上书请求在孔庙设置一名百石卒史，负责掌管祭祀用的礼器和庙祀事务。此碑的结构规整，字形匀称，法度严谨，笔法兼具方圆之美，在平稳中透露出秀逸之气，是汉隶成熟期的代表作之一，属于结构规整、风格平正的类型。
《乙瑛碑》是汉隶中的杰出作品，字体开阔，风格古朴浑厚，笔画的俯仰和向背分明。尤其是碑文的后半段，采用了笔杆倒向左侧的逆向行笔技巧，使得每个笔画深入石中，显得格外精妙。《乙瑛碑》的字形看似规矩端正，实则蕴含巧妙和美丽，字形向左右扩展。它的书法风格严谨而朴素，被视为学习汉隶的重要范本之一。
历代书法家对此碑给予了极高的评价。清代学者方朔曾评述：“字字方正沉厚，亦足以称宗庙之美。”何绍基则称赞此碑：“横翔捷出，开后来隽利一门，然肃穆之气自在。”此外，宋代赵明诚的《金石录》、明代郭宗昌的《金石史》、清代翁方纲的《两汉金石记》等著作都对此碑有所著录。
近现代：
沈尹默临《乙瑛碑》，大家就是大家呀！
在1932年，沈尹默先生从北京迁往上海。到了1939年的下半年，随着侵华日军的占领，他不得不离开上海，转移到了重庆。
1939年对沈尹默来说是书法艺术上的一个丰收年。当时，他没有公务的缠扰，常与徐悲鸿、吴湖帆等艺术家交流往来。他在闲暇之余，就在家中研读和书写，临摹了许多碑帖，也创作了不少优秀的作品。
就在那年春天的一个夜晚，他在上海临摹了《乙瑛碑》。虽然沈尹默先生以帖学名世，但他在碑版方面的功力也颇为深厚。
然而，遗憾的是，仅仅半年后，上海就被战火吞噬，沈尹默先生的书写生活也因此被迫中断。
近现代：
林散之先生在书法艺术上造诣深厚，精通各种书体，其中尤以草书见长，被誉为草书的圣手。他的学习之路始于唐代，再追溯至魏晋，进而深入汉代，之后又回归到唐宋元各朝，最终涵盖明清，广泛临摹学习。直到六十岁以后，林老才开始专注于草书的研习，这一迟来的专攻正是其深厚积累的结果，使他在草书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。
林老对汉碑的学习尤为重视，特别是《礼器》、《张迁》、《孔宙》、《乙瑛》、《衡方》、《曹全》、《石门》及《熹平》等碑文，他都进行了反复的临摹和学习。1972年，时年76岁的林老在元书纸上临摹了《乙瑛碑》，那时他的书法功力已深不可测，精力充沛。尽管字迹仅有二寸大小，林老仍坚持使用长锋羊毫笔悬肘书写，每一笔都力求力透纸背，即便是在行笔需要抛钩之处，也从不轻率带过，而是运用肘部的力量推动笔锋，使得字体刚健挺拔，遒劲而圆润。他所写的线条在直中带有曲线之美，在曲线转折处又显露出方折之巧。
林老的临帖工作非常认真严谨，遵循传统的规矩，无论是起笔、收笔还是转折，都恰到好处地符合书法的法度。他的结字严谨，布局均匀，留白得当。这份临本的特点之一是布局巧妙，每个字的结构都清晰可辨，字与字之间既互不干扰又不显拥挤，整体显得宽松而充满灵气，绝无任何碰撞或粘连之感。字与字之间、行与行之间的相互避让和呼应，形成了一种和谐统一的整体感。
林老在墨法上也颇有讲究，常利用宿墨破水的技巧，使得临摹出的字迹浓淡相宜，墨色生动有趣。这些特点对于学习临摹汉碑的人来说，无疑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