与“圣教序”相关书法作品、字帖
宋代：
《新译三藏圣教序》碑立于宋太宗端拱元年（988年），由永兴军太壹山开利寺沙门云胜书丹并篆额，为北宋前期隶书代表作。
此碑形制规整，序文主体以隶书书写，凡16行，满行43字，结体方正而笔意流动；碑尾加刻结衔文字4行，字形稍敛，满行45字。原碑额篆书"大宋新译三藏圣教序"三行九字，今仅存"新"字下半、"藏"字残迹及"序"字末笔，当与明嘉靖三十四年（1556年）关中大地震导致碑体断毁有关。现存西安碑林博物馆的残碑，虽经粘合修复，仍可见上下截错位痕迹，印证着五百年前地震的剧烈冲击。
该碑书法融汉唐风骨于一体，点画丰润饱满，波磔分明，既承东汉《曹全碑》之浑穆，又具唐代隶书的法度精严。云胜以圆劲藏锋的笔法，将篆籀遗韵融入楷则，横画起笔似斩钉截铁，竖笔收势若垂露凝霜，转折处方圆兼济，形成端严中见灵动的独特面貌。清人叶昌炽评其"尚有盛唐隶韵，可继韩择木之绪"，正道出其在唐宋隶变脉络中的承启价值。碑林现存残石虽仅存半截，仍可窥见当年"程邈字体"的复兴气象。
碑文落款"应运统天睿文英武大圣至明广孝皇帝制"，实为宋太宗赵光义御制序文，云胜奉敕书写并镌刻。碑阳另刻立石人职衔姓名，形成主次分明的铭刻体系。
魏晋：
《集王羲之圣教序》一直被视为保存“书圣”王羲之行草书法精髓的最重要碑刻之一。围绕这方碑刻，不仅反映了大唐时期的对外交往历史和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史，更增添了其本身的历史内涵。将此碑与神龙本《兰亭序》进行比较，可以直观地看出该碑对王羲之书法的真切还原。因此，历代以来，它都被视为欣赏和学习王羲之书法的重要参考。
“北山十宝”作为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所藏碑帖中的杰出代表，以其珍稀的版本流传、精美的书法艺术以及深厚的文化内涵闻名于世。这些珍贵的藏品均由北山堂的利荣森先生慷慨捐赠，而“北山十宝”之名，则源于清代嘉庆至道光年间著名碑帖收藏家李宗瀚所珍藏的“临川十宝”。
《集王圣教序》经历了多次捶拓，字迹逐渐变得浅细。而且，该碑在南宋与元代之间断裂，断裂前的拓本尤为珍贵。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所藏的南宋拓未断本，墨色古朴，字迹清晰，笔画饱满。这件珍品曾由明代袁褧（尚之）收藏，并有文徵明长子文彭的观款。清代时，它还经过姜宸英、孔尚任（《桃花扇》作者）、查莹、孔广陶等人的递藏，又有李宗瀚、沈尹默等名家过眼题跋。
元代：
元代书法巨匠赵孟頫，其行书临摹《圣教序》堪称绝妙之作，被后世誉为最佳临本之一。此件珍稀的临本，流传至今实属罕见，它乃是大德六年（1302年）赵孟頫亲笔所书，历经岁月沉淀，被著名收藏家翁方纲视为珍宝，并郑重鉴定为真迹神品，足见其艺术价值之高、历史意义之重。
赵孟頫以深厚的书法功底和独特的艺术视角，将《圣教序》的精神内涵与个人风格完美融合，创造出这一不朽的艺术佳作。其笔法流畅自然，结构严谨而不失灵动，展现了赵孟頫卓越的书法才华和对传统文化的深刻理解。
唐代：
在众多传世的《圣教序》版本中，《墨皇本》以其传承有序、保存完好的特点而著称。据王虚舟先生的研究，此碑于宋末元初断裂，因此《墨皇本》被认为是北宋初期拓印的精品，其毡蜡工艺之精湛，实属罕见珍品。历经岁月流转，至清代时，该帖被玉牒崇恩所得，并成为他多年珍藏的宝物。崇恩在一篇长跋中详细记载了其来源：“道光二十六年五月，以重金购自金匮孙文靖家。”
此帖不仅附有崇恩的长跋，还包含何绍基的题诗以及项子京、怡亲王冰玉道人等鉴藏家的印记。通过帖后孙钟祥等人的题跋，我们得知该本由崇恩传给其子邵民（即廷雍）。然而，在光绪二十六年（1900年）的义和团运动中，廷雍不幸殉难，此帖也因此流落市间。
次年，孙尔准的从曾孙孙钟祥意外发现了这件先祖遗物，遂以重金从保阳古董商处购回，使得这件珍贵的文物在逾五十五年后重返孙家。
清代：
清代赵世骏楷书临《雁塔圣教序》，气格豪迈清遒！
赵世骏则坚守晋唐书法正脉，其笔下褚体字势峻拔而圆润，气韵豪放又不失清雅，独树一帜，不染当时官场及市井间盛行的“馆阁体”俗流，实乃“万帖皆下品，唯有北碑高”之时代背景下的一股清新之流，展现出超凡脱俗的艺术追求与精神风貌。
《雁塔圣教序》乃褚遂良晚年之巅峰力作，诞生于贞观二十年（646年）。彼时，玄奘大师自天竺归来，携回佛教真经，精心译成《大菩萨藏经》，并著《大唐西域记》以纪其行，上呈唐太宗李世民，一时传为佳话。
唐代：
《圣教序》碑乃唐代咸亨三年（公元672年）十二月八日，由京城法侣所立，其内容集自晋右将军王羲之的书法。弘福寺沙门怀仁历经二十五载艰辛，终于完成了这一壮举。文林郎诸葛神力勒石，武骑尉朱静藏镌字，共同铸就了这部传世之作。
碑文以行书书写，共三十行，每行字数在八十三至八十八字之间，错落有致，极富韵律感。额上刻有七佛像，更显其庄重与神秘。此碑原立于陕西西安的弘福寺内，后因历史变迁，现移存于西安碑林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此碑所集《王圣教序记》较雁塔褚遂良正书本晚十九年，其中多出了文王答敕、皇太子笺答以及《般若波罗蜜多心经》等珍贵内容。这些内容的加入，使得此碑在书法艺术和历史文化研究方面都具有极高的价值。怀仁集王羲之书，展示了王羲之书法的博大精深。
唐代：
原存同州（今陕西大荔县）龙兴寺，后于1972年迁至西安碑林，今陈列于碑林第二室西侧，使世人得以共瞻。此碑与《怀仁集王圣教序碑》、《雁塔圣教序碑》及河南王行满书《圣教序碑》主体内容相同，因褚遂良在同州所书，故名《同州圣教序》。由于摹拓较少，字口清晰，刀法尤显精细。
《同州三藏圣教序碑》额首以隶书精刻“大唐三藏圣教之序”六字，昭示其尊贵身份。此碑立于唐龙朔三年（663），形制雄伟，螭龙盘首，四方趺座，周围绕以浮雕力士三尊，彰显着皇家气派与佛家庄严。全碑高350厘米，宽113厘米，厚31厘米，体态巍峨。碑文楷书，29行，每满行58字，界格齐整，为李世民、李治父子撰文，大家褚遂良执笔书写，尽显初唐书法之精妙。
碑阳刻唐太宗李世民为玄奘大师翻译佛经所撰序文，表彰其求法壮举与翻译之功。碑阴则为太子李治（后之唐高宗）所撰《大唐皇帝述三藏圣教记》，两文相映，昭示了皇家对佛教的支持与对玄奘大师的敬重。与《怀仁集王羲之书圣教序碑》相较，此碑略去玄奘谢表、所译《心经》及润色人官职姓名等节，而更专注于帝王对佛教的倡扬与对玄奘大师的褒崇。
魏晋：
《圣教序》的碑字，是怀仁凭借内府所藏的王羲之真迹精心摹写出来的。每一个字都饱含了怀仁对书法艺术的热爱和追求，他倾尽全力，历时25年的时间，摹集王羲之行书字迹，创作出了《大唐三藏圣教序》。此碑刻在艺术界堪称独创，因此备受世人珍视，被后世誉为集字之最！
此外，这块碑刻的背后还有一段深厚的历史背景。唐太宗为了表彰玄奘法师远赴西域求取佛经的壮举，亲自撰写了《三藏圣教序》。太子李治（后来的高宗）也为之作了附记，诸葛神力负责勒石，朱静藏则镌刻了文字。碑石高达9.4尺，宽4.2尺，共30行，每行80余字，字体饱满而有力。
如今，这块具有重要历史和艺术价值的碑刻，珍藏于陕西西安的碑林之中，成为了人们研究唐代书法艺术和佛教历史的珍贵资料。
怀仁，唐代杰出书法家兼僧人，曾于西安弘福寺修行。
清代：
李鸿章作为晚清重要的政治家，不仅在政治和外交领域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，他在书法艺术上亦有深厚的造诣。尤其当他临摹古代书法名篇《兰亭序》与《圣教序》时，所展现的功力更是非同小可，足以超越一般书家。
在李鸿章的笔下，每一笔每一划都充满了力量和韵律，他能够精准地掌握原作的精神与气韵，同时又不失个人的风格和特点。这种能力的展现，不仅仅是技艺上的熟练，更是多年学问和修养的积累。通过他的临摹作品，我们不难看出他在书法艺术上的独到见解和非凡功力。
清代：
清代姚孟起楷书《三藏圣教序记》高清欣赏，敬请收藏！
姚孟起，字凤生，也用过凤笙这一别称。他来自吴县，是一个享有盛誉的贡生。他的书法以正书见长，深受欧阳询的影响，尤其是临摹的《九成宫醴泉铭》，精准到几可乱真的地步。在隶书方面，他略有模仿陈鸿寿的痕迹。除了书法，他还涉猎篆刻，能够掌握蒋仁的秀劲之气。偶尔他也会挥毫作画，其风格古拙自然，与金农的作品颇有相似之处。
